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即將繪就中國“十二五”發展藍圖。

　　可以預見，未來五年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我國發展中面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十個主要問題，包括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等。這些難題亟待破解。

　　資源環境約束強化：1/4居民沒有清潔飲用水

　　隨著經濟總量擴大，我國能源、淡水、土地、礦產等戰略性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長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污染、低產出、低效益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帶來水質、大氣、土壤等污染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突出。

　　國家發改委相關報告稱，我國能源資源總量豐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分布不均衡。我國石油、天然氣人均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水資源人均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按照目前探明儲量和開采利用能力，我國石油和天然氣的剩余可采年限僅有15年和30年。延續當前發展趨勢，到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50億噸標準煤，原油對外依存度將上升至65%。目前常規能源和重要資源進入高價時代已不可避免，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快速增長的局面難以根本改變，決定了我國能源資源約束將日益增強。我國70%多的國土不適宜和較不適宜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的開發利用，土地等稀缺資源的約束也將強化。

　　我國生態環境非常脆弱，森林覆蓋率只有18.21%，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全國沙化土地174萬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全國26%的地表水國家重點監控斷面劣于水環境V類標準，62%的斷面達不到III類標準，近岸海域環境質量不容樂觀，東海已呈重度污染，生物多樣性減少，一些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功能嚴重退化。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環境污染嚴重，人民面臨的生存環境比較惡劣，“1/4的居民沒有清潔飲用水，1/3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呼吸污濁的空氣，經過環保處理的垃圾不到20%，大量人口暴露在嚴重污染的大氣、水體和土壤環境中”。近幾年我國重特大自然災害頻發，給人民生命財產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損失。生態環境不僅影響到發展，而且威脅到人民生存。

　　國家發改委負責人撰文表示，“過去講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國情，現在講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脆弱已成為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的基本國情”。

　　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因此呼吁，必須樹立更加強烈的危機意識，全力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十二五”為數不多的約束性指標中，預計包括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實現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投資消費關系失衡：居民消費率8年降低11.1個百分點

　　居民“沒錢可花”“有錢不敢花”和“有錢不好花”同時并存，支付能力不足與消費意愿不足同時并存，有效需求不足與有效供給不足同時并存，成為制約我國內需驅動型增長和經濟長期平衡發展的重要原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說，2000年-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從46.4%下降到35.3%，降低了11.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1.4個百分點。1978年-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增長了9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實際增長9.2%，相對于期間G D P累計增長14倍和年均增長9.8%，消費增長明顯偏慢。

　　我國居民消費不足、儲蓄率偏高，存在發展階段、人口結構、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還在于居民總體收入水平偏低、分配格局不合理、產業結構層次低、城市化質量不高、政府轉變職能不到位和公共服務不足、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低。

　　由于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投資拉動。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已相當高，進出口總額已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3。當世界經濟動蕩、外需萎縮時，國內市場空間有限，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產能過剩凸顯、投資效益下降、金融系統潛在風險加大等問題難以避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邵善波表示，堅持擴大內需已成為“十二五”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要實現國家提出的“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目標，關鍵要解決一系列制約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問題，比如要著力解決好提高居民收入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增強消費能力。

　　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低收入群體達2.7億人

　　國際上通常把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據有關方面測算，“目前我國基尼系數約為0.47”，“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編寫的文章分析了我國存在的諸多分配不公現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2007年居民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為57.5%，比1992年下降10.8個百分點，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二是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從1997年-2007年的10年間，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總體而言，我國勞動報酬占比呈逐年下降趨勢。當前初次分配中“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

　　三是壟斷行業收入畸高。一些行業憑借壟斷地位輕易獲得高額利潤，并將其轉化為員工的收入和福利。這些過高收入與員工的勞動貢獻和企業真實業績并不相符。

　　四是一些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范。

　　由于分配領域種種不公問題，我國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城鄉之間看，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78年的2 .36：1擴大到2009年的3 .33：1；從區域之間看，東西部地區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較大，2009年浙江、貴州城鎮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4611元、12862.5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0007元、3000余元；從不同群體之間看，高收入階層財富增長較快，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而另一方面，我國絕對貧困人口超過4000萬人，低收入群體還有2.7億人。

　　分配制度改革滯后成為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在三次分配機制中，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國家、企業、居民的合理分配比例關系，沒有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國民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于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難以保證公平性、合理性。個人所得稅存在“逆向調節”：2009年6300多億元個稅中，工資、薪金項目占了40%以上，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三次分配規模小，慈善捐贈的激勵機制、管理、監督機制還不健全，對分配調節功能有限。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常務副所長嚴衛星表示，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為廣大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已被列為“十二五”主要目標之一。加快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擴大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有效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貧困人口顯著減少，億萬群眾對此翹首以待。

　　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國產手表平均出口價格僅1.3美元

　　我國科技總體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較大差距，關鍵技術自給率不高，產業體系特別是制造業總體上仍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

　　統計數據披露，中國是世界第二大航空市場，但是上千架民用客機幾乎全部來自進口；中國數碼相機年消費量超過1000萬臺，但是市場上95%的數碼相機都是國外品牌；中國每年要花費6000億元從國外進口重大制造設備；我國出口量很大的紡織業平均只能賺取利潤5%到6%；中國手表產量占全球80%，但每只手表平均出口價格僅為1.3美元，而一只瑞士表的平均出口價格是我國國產手表的300倍……

　　國家發改委相關報告說，我國科技總體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較大差距，關鍵技術自給率不高，產業體系特別是制造業總體上仍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只能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獲取微薄利潤，同時還付出了高昂的資源和環境代價。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