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伴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幾乎所有城市都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城中村”。這里既不像城市那樣干凈整潔、管理有序，也不像鄉村那樣單純質樸、鄰里守望，而是聚居著大量流動人口。這是一群背井離鄉、懷揣夢想的人，他們或是進城謀生的農民，或是剛畢業工作不理想的大學生，以老鄉、同學、職業等為紐帶在“城中村”聚集，有著復雜的社會結構和旺盛的生命力。與此同時，“城中村”也因為人員流動性大，往往治安混亂、案件頻發；因為公共服務不足，往往自然環境差、生活不方便。在這里，市民與農民、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本地人與外來工雜居，矛盾與問題集中，成為社區治理亟待突破的難點。

　　胡錦濤總書記前不久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上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政策。那么，治理“城中村”將于何處著手？從哪里突破？最近，半月談記者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城中村”進行深入采訪，發現各地都有不同的思考和探索。盡管做法未必完全成熟，但努力的方向給人以啟迪和希望。(《半月談》2011年第7期)

　　北京：社區化管理在質疑中前行

　　冬季不管天多冷，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大生莊村的流動人口管理員王澤林都會在六點半之前起床，洗漱、吃飯之后，就開始挨家挨戶敲門窗，聽到屋里有人回答才離開。他說，我們村的流動人口來自全國27個省份，南方人很多，有的不會用爐子，害怕煤氣中毒，所以每天早上都要叫醒了才放心。

　　“晚提醒、早叫醒”是實行社區化管理的村莊提供的服務之一。2010年3月，北京市在部分城鄉接合部地區試點推行社區化管理，“建圍墻、安街門”是這一管理模式的直接表現，因此也被一些媒體解讀為“封村”而受到質疑。最近，半月談記者走進這些村莊，發現社區化管理的內涵正在朝著強化服務的方向延伸和拓展。

　　三個80%加速“城中村”治理

　　大興位于北京城區南部，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和“城南行動計劃”不斷深入，大量流動人口涌入這里。近年來，在大興區黃村、西紅門、瀛海、舊宮和亦莊5個鎮，形成了90余個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比例倒掛村，有的村流動人口甚至達到了常住人口的10倍。

　　由于這些村落大多處于自然開放狀態，閑雜人員任意往來，村莊長期管理無序。據統計，近5年來大興區80%的案件發生在這些地區，抓獲的違法犯罪人員80%暫住在這里，被侵害的對象80%也是暫住在這些地區的流動人口。

　　“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打架、吵架、丟東西的事兒三天兩頭發生。”大興區老三余村，不止一位村民如此形容社區化之前的亂象，“自行車放門口一轉眼就沒了，村里到底有多少人誰也說不清楚。”

　　經各村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從2010年3月起，大興區財政投資9000萬元在流動人口倒掛村實施社區化管理試點。其主要措施包括：

　　——“建圍墻、安街門、守路口、設崗亭”。改造開放式的自然村，變為封閉式或半封閉式社區進行管理。村內人員、車輛實施持證出入，村莊主要路口24小時專人值守。

　　——“三站合一”。建立村莊綜治中心，將原有的社區警務站、流動人口管理服務站、巡防工作站合一。同時，在每個村莊的綜治中心設立“民調室”，由社區民警與村委會干部共同開展村內矛盾糾紛調處工作。

　　——“上人防”。按照實有人口2.5‰配備巡防隊、流動人口5‰配備流動人口管理員，明確兩支力量的職責任務，規范工作程序，發揮輔警作用。

　　——“上技防”。根據各村街巷胡同的分布、數量等情況，評估每個村莊監控探頭的需求量，確定需要安裝的點位，進行統一安裝。并在鎮、村分別建立監控平臺，實行24小時專人值守，實現村莊網上巡邏。

　　大興區金星派出所所長楊鳳忠介紹，從2010年3月金星地區16個自然村實行社區化管理以來，當月發案數量同比下降27%、環比下降22%，治安環境明顯改善。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