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符合規劃條件和準入資質的社會辦醫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3日，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發出了這樣一個訊息。

　　會議認為，推進醫療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大力支持社會力量提供醫療服務，是深化醫改、補上短板、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

　　那么，是民營醫院的“春天”要再次到來嗎?

　　“市場是自由的，政府給予社會資本辦醫的政策是自由的，同時要求按照法規、法律辦醫。”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巡視員廖新波對第一財經表示，“至于能不能辦下去，是民營醫院自己的事。不過，鼓勵社會辦醫不應該是政府做甩手掌柜的潛臺詞，而是應該更好地厘清市場與政府的責任，更好地履行政府應該履行的責任。”

　　民營醫院“大松綁”

　　此次常務會議確定，要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全科診所和獨立設置的醫學檢驗、康復護理等專業機構，促進有實力的社會辦中醫診所、門診部等跨省市連鎖經營，同時對社會辦醫實行一站受理、并聯審批、網上審批。連鎖經營醫療機構可由總部統一辦理工商注冊登記。對符合規劃條件和準入資質的社會辦醫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個體診所設置不受規劃布局限制。

　　其實早在2010年11月，政府就下發了《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的通知》，中國為促進社會資本辦醫，相關政策不斷出臺為其松綁，乃至于多次都出現了民營醫院的“春天”來了。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中國醫療領域的短板能否通過民營醫院來填補?

　　“事實上，中國的民營醫院已有20多年的歷程，但至今仍未在人們心目中建立起信任，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資本的逐利心理帶來了過度醫療，以及人才匱乏導致的醫療質量較差，這導致了老百姓還是涌向公立醫院、大醫院就醫。” 一位長期研究民營醫院的專家表示，中國的問題不是醫療資源缺乏，而是配置不平衡，城市和農村不均衡，發達和不發達地區的不平衡，最缺的是醫生，特別是基層的醫生，而資本恰恰又不會進入這個領域，因此仍解決不了中國醫療領域的短板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宇對第一財經表示，“社會資本辦醫的第一個理由是，中國醫療資源供不應求，這是一個流傳廣泛的錯覺。醫療資源無非是醫生和硬件，醫生是核心。我國每千人醫生數為1.7人(下同)，在世界上排第60位，高于人均GDP排名，參考新加坡(1.5)，韓國(1.7)和日本(2.1)這三個亞洲發達國家，中國在總體上并不缺醫生。”

　　而事實上，這些年社會資本辦醫政策利好不斷，進一步降低社會資本辦醫的準入門檻，改善社會資本辦醫的執業環境等，民營醫院的數量劇增，到如今已占領了很大地盤。《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2015年我國非公立醫院數量占全國醫院總數的比重已超過53%，非公立醫療機構達22萬余家，首次超過公立醫院。擁有病床數突破了100萬張，診療人次逼近4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民營醫院最多的國家。社會資本所辦的醫療機構也覆蓋了醫療領域的多個層面，包括各級各類專科和綜合醫院、門診部診所、體檢機構、檢驗影像機構等第三方醫療輔助機構、高端醫療、醫養結合、康復和健康管理機構，以及基于互聯網的新興醫療服務機構。

　　光有政策，缺乏人才的民營醫院成為其發展的瓶頸。雖然推行了醫生多點執業政策，事實上落地卻無聲。“好醫生很少會去民營醫院，若在大型公立醫院，無論是從科研、收入還是社會地位來講，都要比民營醫院強。民營醫院很少會增加供給，只會把現在公立醫院的資源挖過來，它們很少會自己培養醫生。這樣導致的結果是減少供給，而不是增加供給。”上述專家表示。

　　他同時表示，“目前社會辦醫主要是三大類，第一類是真正想好好辦醫院的，這一類不多。第二類是小作坊式，通過不規范經營追求暴利。第三類是財務投資者以辦醫為幌子，實質上是搞資本運作，把公立醫院買來之后，包裝整合資產出售，或者打著健康服務業的幌子跑馬圈地、吸引投資。后兩類將導致巨大的風險。”

　　社會辦醫如何進行

　　社會辦醫是醫改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和社會力量在醫改中發揮作用的重要形式。

　　“不過，支持社會辦醫，有一個如何支持的問題。長期以來，始終有一種誤解認為，政府對社會辦醫的投資者管得越松越少、門檻越低、給的優惠政策和補貼越多，才越是真心實意支持。甚至有人把一些必要的監管措施也當做‘玻璃門’、‘彈簧門’來破除，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在社會辦醫中，片面強調松綁、強調放松監管，已經出現一些誤區，孕育著不可忽視的風險。”江宇表示。

　　江宇認為，既然社會辦醫是市場行為、社會行為，就不應當把指標一刀切，此前國務院醫改“十二五”規劃給出具體目標，到2015年非公立醫療機構床位數和服務量達到總量的20%左右。不能只按照這個硬性規定來，因為這是一個預期性指標，而不是約束性指標。

　　其次，他認為不能把“進醫保”作為支持社會辦醫的手段。與此同時，社會辦醫是“辦”而不是“挖”，社會資本要愿意拿出真金白銀辦醫院、培養醫生，但是目前大部分資本考慮的，并不是新辦醫院，而是從公立醫院挖一塊資源，不管是以直接改制，還是以公私合作、股份制等各種變形，實質都是一樣的。

　　而此次對于個人診所的放開，則完全打破了區域衛生規劃。區域衛生規劃是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普遍使用的促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手段，《2008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指出，從政策角度來看，最關鍵的信息是操作性和系統性的制約因素是如何被發現的。尤其在低收入國家，衛生規劃是在流行病學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這些信息能為衛生系統發展的方向提供新的和動態的基礎。

　　“放開個人診所有積極意義，但不能突破區域衛生規劃。區域衛生規劃是世界各國通用的調控醫療衛生服務的手段。因為醫療衛生存在‘供給者誘導需求’現象，醫生多了，就會制造出不必要的醫療需求。在那些公立醫院已經滿足區域衛生規劃的地方，確實沒有必要再增加民營醫院。” 江宇表示，這不是對民營醫院的歧視，而是歷史形成的狀況。一些地方以區域衛生規劃的名義，禁止公立醫院擴張，同時卻允許民營醫院突破區域衛生規劃，這是顛倒了主次。

　　同時，《2008年世界衛生報告》也曾提到，過去三十年全球醫改的一個教訓就是不應該破壞規劃，而且這個規劃應該約束一切醫療機構，不管什么所有制，什么類型。否則的話，一定會導致醫療機構向高端、專科的方向集中。（馬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