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有一種人：他們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是文明進步的領跑者，是開拓創新的實踐者；他們以知識的力量承載著國家前行的希望。他們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廣開進賢之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國之聲特別策劃《天下英才》，講述當代知識分子的理想、情懷與擔當。

　　邵峰：沒有什么壓力，我只是覺得多了一些責任，就是在一些學術體制建設和文化建設方面。

　　記者：在科研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您覺得是靠運氣多一點，還是靠努力多一點？

　　邵峰：如果你足夠努力，運氣總會來的；如果你不努力，不可能。

　　記者：您覺得在做科研的過程當中，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兒？

　　邵峰：科學探索的過程。我對一件事情原來是不明白的，全世界人都不明白，我們現在明白了，這是一種享受。

　　夜幕降臨，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健身房里，邵峰揮舞著乒乓球拍，時而一個削球，時而一記扣殺，在防守和進攻之間自由切換。

　　而在顯微鏡下的微觀世界里，邵峰面對的則是另一場關于進攻與防守的較量，“我們主要是研究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之間的斗爭。實驗室主要做細菌感染，比如像肺結核菌、霍亂、傷寒，他們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跟他們斗爭。”

　　眼前的邵峰，寬松T恤，運動鞋，臉上寫滿銳氣，這與“最年輕”的院士這一標簽顯得極為相稱。他試圖將自己的研究領域解釋得更為通俗易懂，并坦言，外界更關心成果會在哪里“應用”，而這個問題對于“最前沿”的科研探索來說似乎無解，“我想強調一個觀點，新的科學發現、新的科學探索有時候你不知道會走到哪兒，它最終會對我們健康、對人類生活有多大影響，很多東西其實無法現在進行準確預測。”

　　要做“最前沿”意味著“原創性”的探索——不知道哪條路能通向羅馬，也許羅馬根本就無法抵達或者不存在，一切都像是一場“冒險”。當年他沒有留在美國而是回到國內做科研，又何嘗不是一個“冒險”的選擇，“現在可能這不是一個問題，但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問題。到底能不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面從頭開始做出世界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當時大家心里都沒有底。”

　　和那些在海外功成名就之后才回國的前輩相比，邵峰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只有32歲。2005年的夏天，已經在美國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后研究的邵峰帶著家人與整整兩大箱行李，飛回北京，“7月16日，我記得很清楚，下午三四點鐘到北京機場。我當時沒有去租的公寓，直接到實驗室。我就在這個墻上掛了一個白板，開始跟他們講我們要做的課題，當時實驗室只有三個人，一個技術員、兩個學生。”

　　當年那個起步的實驗室現在依舊是邵峰團隊堅守了多年的大本營。各種瓶瓶罐罐、實驗儀器密布視線的所到之處，無不暗示著這里的科研實力；邵峰的辦公室只有4平米大小，從不關門，歡迎學生進來隨時討論問題，“我05年回來，07年2月份就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研究內容，所有的東西都是從這兒開始的，沒有從國外拿任何東西過來。”

　　科研成果就是這樣“宅”出來的。邵峰說，05年回的國，10年才第一次回母校北大。足不出戶的埋頭苦干，終于有了回報。除了43歲當選院士這樣的榮耀時刻，邵峰還帶領團隊在《自然》、《科學》、《細胞》三大國際頂尖期刊上頻頻亮相，從07年發表第一篇開始，此后差不多每年一篇，幾乎在病原菌入侵和人體防御機制的研究方面，領跑全球，“這三本雜志如果拿體育賽事比喻就是奧運會。這些雜志上面的文章往往是解決一個領域里面的主要科學問題或者這個科學發現能夠把這個領域的研究大大往前推進。”

　　邵峰的笑容中，掩飾不住自豪和些許驕傲。他手中拿著的筆記本，封面印著“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字樣，這個被簡稱為“北生所”的地方，是他成長的“培養皿”。在這里科學是唯一的指向。實驗室搞什么課題、錢怎么個花法，科研人員說了算；行政服務人員的績效甚至由科研人員打分，“我們的理念是把科學當做唯一的、最重要的事兒，一切要服務于它。”

　　邵峰曾借韓春雨基因研究遭質疑的熱點，第一時間在網上發文，提出這樣的團隊模式更利于原創性科研成果的發現，試圖為推動科研體制改革建言獻策，“很多人誤解我當初是要挺韓春雨，我只是把他作為一個話題、一個引子而已。我心里是希望他的成果是可重復的，因為中國科學如果要發展，真正成為世界科學強國，你應該讓普通的科學家也有機會綻放，這個國家的科技實力才會算是真正強大。”

　　作為七零后的“海歸”科學家，他是為中國“原創性”科研添磚加瓦的拓荒者；作為最年輕的院士，他是為中國科研體制改革獻計獻策的建言者。愛國的坐標，也無外乎于此，“如果這個人總在舞臺上其實他已經結束了，至少對我們做科研的人來說就是這樣。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時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