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注定是一個“減稅年”，減稅的內容是多層次、多維度的，既涉及到流轉稅，也涉及到所得稅；既有針對性強的小微企業減稅，也有普惠性的基準稅率下調；既有稅率的下調，也有涉企收費的減少。在4月1日之前，減稅降費的重心是“稅”，之后則會逐步轉移到降費，例如4月3日大幅度下調了涉企的行政性收費和經營性收費，5月1日開始正式啟動社保費率的下調。

　　這些政策能否發揮其本質作用，取決于兩個關鍵步驟：一是“落地”，二是“生根”。“落地”非常容易理解，就是政策要得到百分之百的執行，不能在執行中打折扣，或者“明降暗升”“此降彼升”“今降明升”“稅降費升”等等諸如此類。關于“落地”過程中的風險，我們會在第5篇專門論述。

　　與“落地”相比，更關鍵的是要“生根”。減負、減收都不是減稅的真正目標，自2012年以來，中國的稅收收入增速開始急速下滑，從2011年的22.6%持續降低至2016年的4.3%，維持了長達5年的下降趨勢，雖然2017年開始回調至10.7%，還主要是因為產品價格的上升導致的，是一個非常短暫的現象。另外一點值得引起重視的是，中國的稅收占GDP的比重僅有18%，稅收占全部政府收入中的份額僅一半，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18%的稅收占比是非常低的，減稅會導致稅收占比繼續下降，從橫向對比來看，降低一個非常低的指標是沒有道理的，從縱向來看，稅收占比已經從2012年開始是逐步下降了。

　　減稅的真正目標是經濟增長，只有減稅帶來了經濟增長，減稅政策才算“生根”。減稅激發了經濟活力的提升，生產、消費、投資、進出口的增加，反過來就擴大了稅基，減稅反而不一定要使得政府減收，至少是減收的幅度遠低于減稅幅度。如果增值稅減稅能夠“生根”，政府、企業、居民都能夠從中獲益，這將是一個多贏的結果。

　　減稅與企業投資

　　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取決于生產能力，生產能力又是由眾多的企業疊加的，因此減稅與增長的第一個關鍵環節，就是減稅與企業生產的關系。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在微觀層面就是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這種規模擴大的前置條件就是企業投資的增加。企業投資，有可能是單純地增加幾條生產線，以應對突然上升的產品需求，也可能是趁機更新設備，提高生產技術和產出能力。無論是出于什么樣的目標增加投資，其結果一定是企業的生產能力的提高，并相應帶動上游產業的蓬勃發展。

　　但現實的狀況是比較困難的，投資的活躍度在低水平持續徘徊。其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2011年的25%下滑至2014年的15%，民營企業投資從2013年的27%下滑至2015年的9%，幾乎可以認為企業的投資“腰斬”了一大半。正是微觀層面的企業投資持續低迷，才使得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維持了6%-7%的區間。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之前的多次減稅政策都是立足于刺激投資。其中，值得重點提及的是兩類改革，第一是增值稅轉型改革，全面推開的年份是2009年，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第二是2014年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是為了應對2013年的民營投資的“斷崖式”下滑，2014年挑選來132個重資產行業，實施了固定資產加速折舊，2015年繼續增加了281個行業，2018年則實施了力度更大的折舊政策，允許企業購入的500萬以下設備一次性折舊，從而加快了企業投資成本的回收速度。

　　此次的增值稅減稅，嚴格來說沒有直接錨定在刺激投資，但是減稅帶來的現金流增加，會間接推升企業的投資。民營企業的投資，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還是研發投資，往往都受制于資金的約束，在自有現金流有限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從金融部門獲得信貸的難度也非常大，因此一些原先應該發生的投資支出，就被擱置了。在增值稅減稅的過程中，稅率下降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業利潤，企業的現金流因此而增加，與增值稅降稅率相伴隨的一些其他配套改革，特別是期末留抵退稅政策，更是直接奔著企業的現金流去的。

　　減稅和企業投資之間，并不是必然的關系，特別是短期內的不確定性更大。在這幾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企業因為主觀或客觀因素經營不善，導致負債率過高，此時的減稅收益將首先用于降低杠桿率。正是這樣的機制，即使是錨定在刺激企業投資的減稅政策，短期內也很難完全逆轉企業投資。不過，減稅的收益幫助這些企業逐步渡過難關，一旦經濟形勢好轉，這些企業的投資也會逐步回升，因此需要對企業投資增長保持長期的耐心。

　　減稅與產業分工

　　在中觀層面上，減稅帶來的影響則不單純是增加某一個企業的投資，而是促進某一些產業的發展和壯大，抑或是產生一些新興業態的產業形式。在“營改增”之后，中國出現了多檔增值稅稅率，即17%、13%、11%、6%四檔，實際上，還有另一檔更加特殊的0%稅率。這四檔稅率分別對應不同的行業，理論上的適用稅率在行業間是不能交叉的，但在真實的征管過程中，一些具體的銷售行為是很難清晰界定的，考慮到大多數企業都存在混業經營，企業也會策略性利用稅率檔次差異，盡可能降低自身的納稅負擔。一些產業在此過程中發展受阻，另一些產業則得益于該政策。

　　增值稅降低稅率的過程，同樣也會帶來稅率檔次的變化。經過近幾年的改革，稅率檔次已經變成了13%、9%、6%三檔，檔次之間的稅率差距，由原來的11%（17%-6%）降至現階段的7%（13%-6%），中間稅率檔次的差距也相應下降了。稅率差距，反映在稅負上，就是不同行業的增值稅稅負的不公平現象得到了緩解。在價稅互動的情況下，就會直接影響各產業的利潤空間，一些企業出于節稅的目標，傾向于覆蓋產業鏈的多個生產環節，這對產業間的合理分工是不利的。

　　增值稅稅率檔次的靠攏，以及增值稅基準稅率的下調，都會帶來產業分工的演化。這種分工可以將一些“不合宜”的上游生產環節外包出去，企業只專注于本環節的生產，做到真正的專業化，提高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也可以是拉長了整個生產鏈條，使得最終產品的附加值更高，這些產品無論是內銷還是出口，都能夠給企業帶來更高的收益。在產業發展維度，這兩種分工形式，都會促進整個產業規模的擴大和技術水平提升，同時還有利于改善市場效率。

　　減稅與經濟增長

　　在宏觀加總層面，減稅是與經濟增長綁定在一起的。企業投資的增加、產業分工的深化，終歸還是會反映在宏觀經濟的增長。減稅帶來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帶來了稅收收入的增加，這才是一個良性循環；反之，如果經濟增長沒有明顯變化，減稅就對應了減收，財政壓力的加大會產生難以預料的新問題。因此，從這個維度來說，由經濟增長驅動的稅收收入上升，并不能就此認為減稅政策沒有“落地”，我們需要對稅收收入的變化持有謹慎的解讀。試想一下，如果減稅帶來了企業的減負，減負又帶來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帶來了稅基擴大，進而增加了政府稅收，這是一個多么理想的結果。

　　減稅會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影響經濟增長。供給方面，就是上文提及的影響路徑。需求方面，主要是在短期內增加了消費需求，這可以是對內銷商品的需求，也可以是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需求的上升，會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有利于企業的去庫存，反過來刺激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在宏觀經濟的需求面，我們經常提及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出口，減稅對這些“馬車”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在增加社會投資的同時，就會減少政府投資；在增加消費的同時，就會減少凈出口。減稅和產品出口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一方面，因為增值稅退稅率的同步下調，產品的出口優勢會下降；另一方面，企業技術水平的提升，會改善出口產品的質量，這會提升產品的競爭優勢。因此，與企業的投資類似，我們對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要保持長期的耐心。

　　（作者范子英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