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承載著獨特的生態、經濟和文化功能，被譽為“地球皮膚”。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有天然草原3.928億公頃，約占全球草原面積12%，世界第一。從我國各類土地資源來看，草原資源面積也是最大，占國土面積的40.9%，具有地域分布廣、自然景觀美、人文景觀獨特等特點。我國的草原不僅是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生態資源，而且也是廣大牧民群眾進行生產生活、實現脫貧致富的重要基地。在建設生態文明過程中，“草”被明確納入生態治理范圍。近年來，我國通過退耕還林還草、沙漠綜合治理等辦法，使草原生態環境總體向好，但由于草原廣布于西北地區，生態基礎極為脆弱，一旦遭到破壞，就會形成沙化加劇、沙漠石化等危機，從而對國家生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深入研究草原生態保護與治理，是關乎我國生態安全、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維護邊疆穩定、實現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草原生態治理和保護中存在的問題

　　廣袤的草原是長江、黃河上游的主要生態屏障，直接影響兩河的生態安全。由于自然、歷史和人為因素的影響，草原生態保護面臨歷史欠賬多、統籌發展難、可持續發展后勁不足等問題，需要著力加以破解。

　　對“草原”的定位不清。僅從字面理解，草原不過是“以禾草為優勢植物的生態區”。但在事實上，“草原”的含義更加廣延，應指“包含灌木、喬木、苔原和濕地等一系列生態植被類型，以草本植物為主體的生物群落及其周圍環境共同組成的生態系統”。由于“草原”的概念模糊，導致人們實施草原保護的范圍過窄，沒有涵蓋全部的草原形態，特別是那些較為少見的草原形態，無法得到有效保護。

　　草原自身的生態環境脆弱。草原處在森林與沙漠的中間地帶，是最易發生荒漠化的生態系統。草原生態有向森林或沙漠轉化的雙重可能：草原維護得好，則“沙退人進”、綠樹成蔭；反之則“沙進人退”、沙漠石化。當前，由于草場退化、土地沙化、生物多樣性銳減、草場用地規劃變更等原因，草原生態環境已成為國家生態安全的薄弱環節。

　　草原治理能力不足。由于畜牧密度對草場承載的壓力，草原生態保護與開發利用的問題仍然存在。面對生態保護、經濟發展、能源基地建設等多重任務，以往的草原保護手段已經難以滿足新的發展需求，草原治理能力亟待加強。

　　草原獎補政策的效能不足。由于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少、資源要素配置的靈活度不高、缺乏市場化運作機制等原因，草原建設的政策紅利尚未得到充分釋放，協同治理草原的社會參與度和積極性不高。

　　牧區自身的生產能力不強。從生產功能看，18億畝耕地紅線，是保證我國人民溫飽問題的底線。而我國天然草原面積大，國土總面積占比高，僅僅養活了1.6億人口，生產效率低下。由于草原牧區大多處在欠發達的地區，生產基礎設施薄弱、建設資金不足、種養殖技術不先進，牧區生產仍處在“靠天吃飯”的自發狀態。特別是高寒地區牲畜飼養“夏飽、秋肥、冬瘦、春亡”的怪圈仍未打破，亟待龍頭企業帶動和科技創新支撐。

　　推進草原生態治理和保護的基本路徑

　　當前的草原保護與建設，存在邊治理邊破壞、點上治理面上破壞、單一性治理等問題，急需從系統工程和全局出發尋求新的治理之道，特別應該在產業發展、科技支撐、制度創新、生態文化等方面著力，實現人與草原的和諧共生。

　　大力發展草原生態產業。草原大多地處貧困地區，如果沒有正確的產業政策配套，只是單純地強調草原保護，而不重視草原產業的發展，就意味著對當地牧民生計的剝奪。發展草原生態產業，就是解決草原環境保護與草原產業發展矛盾的根本性舉措。一是要轉變發展思路。緊緊圍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思想精髓，牢固樹立種草護草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立足牧民生活的長遠大計，堅持草原保護與開發并舉，發掘草原的生態價值。二是分類施策。要根據資源稟賦、生態情況、發展目標等劃分主體功能區，堅持禁牧休牧、劃區輪牧并舉，不搞“一刀切”。三是需要產業帶動。堅持以開發促治理，使生態治理與產業化開發相結合。通過建設草原公園、牧業規模化經營等辦法，挖掘草原的產業價值，打造綠色產業。四是用活用好政策。深入實施“退耕還林還草”政策，逐步實施季節性和區域性放牧。通過增加財政補貼、實施工程項目、開展督導督查等辦法，加大草原修復力度。

　　完善和推動草原科技創新。草原的建設與保護，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科技進步和廣泛運用為草原的建設與保護插上了高質量發展的翅膀，因此要實現草原生態治理與科技創新的相互結合。一是加強精細化治理。我國草原地域廣闊、形態多樣、資源稟賦不同，因此，對草原治理的精細化、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盡快建立全國草原在面積、類型、質量、利用狀況、畜群結構等方面的基礎數據庫，利用大數據技術提高草原治理和產業發展的能力。比如，黃河流域推行的“種養結合”草原農業模式，建成了農牧業大數據庫、草原數字化一體監控平臺、畜產品質量安全檢驗檢測和追溯系統，實現了產品來源可追溯、產品去向可查詢，使大數據成為食品安全的“哨兵”，實現了“舌尖上的安全”和草原地域品牌建設的雙贏。二是構建草原生態保護的技術體系。在圍欄封育、禁牧休牧、草地飛播、舍飼養殖、育種良種等領域進行技術創新，利用遙感等信息技術監測草原資源及自然災害，利用云計算技術對草原物種進行保護和救助，構建草原生態快速修復和改善的技術網絡系統。三是要加快草原生態建設的成果轉化。鼓勵草原科研機構積極對接企業需求，開展科研機構和企業經營的技術合作，確保科研機構的成果最大限度地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用制度創新來保障草原生態治理。草原建設的成果鞏固和持續發展，需要制度創新來保障。一是推進畜牧業生產方式轉型升級的制度創新。將制度創新作為提高畜牧業生產綜合效益和促進農牧業發展的內驅動力。既要盡快完成草原確權，為牧區剩余人口轉移和草場的流轉鋪設條件；又要創新和完善草原土地流轉制度機制，通過建立與畜牧業生產投資大、回報慢的生產規律相適應的制度模式，實現畜牧業的高質量發展。二是減輕草原壓力。科學統籌各類草原空間規劃與開發強度，使人口和資源相協調，促進草原的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完善禁牧休牧、劃區輪牧和以草定畜的制度設計；加大政策補貼力度，推進種養結合，確保牧民減牧不減收。三是加大依法治草力度。依法確保草原面積不減少、質量不下降、用途不改變。依法嚴厲打擊亂墾濫挖等破壞草原生態的行為，加大草原違法案件的查處曝光力度。四是優化獎補政策的運行機制。完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明確草原保護的主體責任，鼓勵社會資本投入草原生態建設，強化合作經營和共同利益機制，調動全社會參與草原生態保護與建設的積極性。

　　推進草原生態文化建設。草原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還以其豐富又獨具特色的內容、不間斷的歷史發展，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是弘揚草原文化的獨特價值。草原文化在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始終保有獨特、迥然的文化內涵和風格。游牧民族創造的有利于保護自然生態的游牧經濟文化，蘊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進步理念。經過歷史積淀，草原文化已成為敬畏自然、尊重草原、維護草原生態良性發展的重要精神動力，必須在草原生態治理中大力弘揚。二是尊重當地牧民文化習俗。牧民的文化習俗是在長期生產生活中養成的，對牧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強有力的約束和導向作用，應在充分尊重其文化習俗的前提下，對牧民生產生活的現代化進行有效引導，才能達到更好的政策實施效果。三是創新生態文化的實現形式。以草原生態文化為主題，把草原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統籌結合，多角度開展草原知識科普、草原文化體驗、草原生命教育等社會人文活動，推動自然與社會的和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