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的今天，下午2時28分，四川汶川發(fā)生8.0級大地震，阿壩州汶川縣雁門鄉(xiāng)境內的蘿卜寨距離震中僅5公里，遭到嚴重損壞，全貌基本被毀，也因此成為媒體聚焦的中心。

　　寨中的羌族兄弟王光強、王光成就這樣進入了央視《見證》欄目導演李太山的鏡頭。九年中，鏡頭記錄下他們在救災帳篷里的茫然，跟隨他們輾轉來到廣東異地求學，又陪伴他們考上大學走出大山……在汶川地震九周年紀念日之際，根據這份資料制作而成的三集紀錄片《汶川的孩子》今日將在央視十二頻道播出。

　　“這不是一部殘酷的青春片，也不是沖突激烈跌宕的故事片。”李太山說，“這是一部中國版的《少年時代》，記錄的是中國的變化，講述的是中國山村孩子的成長煩惱。”

　　“有少年人面對劇變的茫然”

　　李太山做這件事，堅持了九年。最初，汶川地震后，他所在的央視《見證》欄目派出十余個攝制組到災區(qū)拍攝系列紀錄片《生者》，他是其中的一員。總導演陳曉卿和梁碧波決定從全國媒體都在聚焦的救援場景之中跳脫出來，去記錄災后人們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這十幾個攝制組被戲稱為“國家DV隊”，他們到達災區(qū)，尋找到適合拍攝的故事，每個攝制組都經歷了很多辛苦，余震，飛石，缺水少食，交通艱難。

　　當時在七樹坪采訪的姚友霞記得，震后當地沒有一塊能搭帳篷的平地，村民指著豬圈前的一塊地說“就住那吧”。余震不斷，兩邊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地上的人跟著震波一起一伏。晚上，姚友霞聽見隔壁的小伙子一直在討論“我們跑還是不跑”。吃飯的時候，她多次被人拎著脖子拖出地震棚，晚一分鐘可能就被埋在下面。等一會震停了，大家又跑進去繼續(xù)吃飯。

　　這還都是余震。當地有位老人，老伴在地震中被埋，當時救援隊挖空了山也沒找到人，直到一年后修路才找到尸體。王光強一家所在的村子也是如此，后來統(tǒng)計40多人被埋，許多人至今也沒找到。這些故事后來都被收入18集紀錄片《生者》，內容各有側重。按李太山的說法就是：“有離鄉(xiāng)背土的難舍，有失獨家庭的重生，有中年人遭遇不幸后的難堪，也有少年人面對劇變的茫然。”

　　“我想拍下在苦難中他們的笑臉、他們的成長”

　　《生者》播出半年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見證》又組織團隊集體出發(fā)，制作了紀錄片《生者一年間》，繼續(xù)關注那些劫后余生者的生活。這其中也包括汶川孩子的復學，其中有一些孩子因為無法在當地復學，在各方面資助下進行“異地復學”。每個縣對應一個省，茂縣對應的是吉林省，汶川縣對應的是廣東省。從那時起，李太山的鏡頭一直沒離開過王光強、王光成這對兄弟。

　　王光強、王光成當年都是十歲左右，一場地震，房倒屋塌，一家四口安然無恙，所以他們算得上是“幸運者”。為什么選擇他們？李太山至今也沒想出什么深刻的意義，“可能是因為兩個孩子長得可愛，孩子們眼中的災難與我們大人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天然容易淡化悲劇色彩：全村的房子垮了，哇，從來沒有過哦；住帳篷，比住房子好玩多了。我想拍下在苦難中他們的笑臉、他們的成長。”

　　如果真有不同，則來自于他們的母親張明秀。被李太山稱為“二姐”的張明秀上學期間成績非常好，但小學還未畢業(yè)就被迫輟學，原因很殘酷，“因為家里11口人，連飯都吃不飽，父親說，‘你如果考不上大學，這錢就算白扔了’……”等到自己有了孩子，張明秀不想讓孩子重復她當年的悲劇。她的教育方式也與眾不同，別人家的孩子都是先學羌語，上學再學普通話，王光強兄弟卻是一出生就先學普通話，羌語是后來和小伙伴們玩時才慢慢學會的，普通話說得好，兩兄弟從小就不怵和外人交流。張明秀還時時不忘拿自己激勵他們讀書，“讀不好，你們就和我一樣要一輩子留在山里……”

　　成長的煩惱有時讓“舅舅”也束手無策

　　九年中，汶川重建工作漸漸完成，李太山所在的《見證》欄目從央視一套綜合頻道轉到十二套社會與法頻道，人員更替，“國家DV隊”卻基本未再著力去做回訪，集體作戰(zhàn)只能改為李太山“一個人的戰(zhàn)斗”。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單人單機前往汶川，看看王光強一家怎么樣了。最短的一次10天，最長的一次去了40天。其中，“拍攝的時間少，陪伴的時間多，”三個人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爬山露營，每次爬山，空手的李太山都要摔無數個跟頭，被兄弟倆嘲笑。但山頂那些有關少年趣事、人生經驗的閑聊，卻成了兄弟倆最美好的回憶。

　　李太山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他說：“這樣的拍攝當然不是力氣活，我本來就是山里孩子，小時候有哥哥姐姐的陪伴，淘氣的時候，一樣要被父母‘混合雙打’，每一次去到汶川，都讓我跟著他們再次經歷少年時代。”久而久之，拍攝者和被拍攝者成了親人，王光強兄弟稱李太山為“舅舅”。因為在保留了一些母系社會習慣的羌族，“舅舅”這個稱謂比“叔叔”要親許多。

　　分離的時間，雙方就靠書信交流。成長的煩惱有時讓“舅舅”也束手無策，“他們寫信問我讀書有什么用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們看到身邊的同學玩伴紛紛輟學時，我也不知道怎樣去勸慰。他們能得到的教育資源仍然很貧乏，城鄉(xiāng)之間巨大的落差也不可能因為地震后的重建而彌合……”現實生活依然艱難，舅舅只能陪伴山里的兄弟經歷溝溝坎坎。

　　如今，兩個孩子雙雙考入了大學。哥哥王光強在四川電影電視學院播音主持系讀大三，弟弟王光成在四川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美聲系讀大一。而他們的小伙伴90%在打工，有人當服務員，有人開挖掘機，還有的就在寨子里面閑逛。

　　不是殘酷青春片

　　而是中國版的《少年時代》

　　當然，這樣斷續(xù)的拍攝方式也錯過了許多“戲劇性”的場景，比如，災后王光強一家的臨時過渡房著了火，片甲不存；王光強沒考上理想的高中；王光成在高考前摔斷了門牙……所以最終的《汶川的孩子》不是殘酷的青春片，也不是沖突激烈跌宕的故事片。李太山把《汶川的孩子》定義為中國版的《少年時代》，“記錄的是中國的變化，講述的是中國山村孩子的成長煩惱。”在他的預想中，這部紀錄片原本應該這樣結尾：王光強站在婚禮或者舞臺中央做主持，光成受邀歌唱表演。

　　但現實中，光強的生活走向已經有所不同。高中畢業(yè)的暑假，他跟隨母親到蘿卜寨附近的水墨風景區(qū)擺攤賣山貨，一個月下來賺回了自己的學費——1.9萬元。受到啟發(fā)，大學期間他與人合伙開辦了貿易公司，在微店上賣菌類、牦牛肉干等家鄉(xiāng)土產，生意不錯，目前小有盈余，不但掙出了自己的學費，還時不時能給弟弟一些生活費。對于自己的未來，他計劃，“畢業(yè)后，我會繼續(xù)經營微店，未來在成都發(fā)展。”

　　對于這樣的“意外”，李太山很平靜，“我只想看看他們會成為怎樣的人，這是他們生命自然流淌的方向。”

　　文/本報記者 祖薇

　　王光強自述

　　“我不知道未來將往何處 但我知道我從那里來”

　　現在，大家覺得我還是非常樂觀的，其實在地震之前，我是比較內向、羞澀的一個小男孩。地震對于我們一家而言，改變實在是太多太多。如果有人問我的弟弟王光成，“這個世界上你最怕的是什么？”他一定會說“怕鬼”。為什么會這樣說呢？地震的時候，我們身邊很多人遇難了，當時我和弟弟在縣城里讀書，地震當天就有很多孩子被家長接回去了，我倆在學校里等了一天、兩天、三天，等到第五天的時候，我和弟弟快崩潰了——沒人來接，是不是爸爸媽媽都不在了？所以，當媽媽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和弟弟覺得有媽媽真的很好。在回家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很多恐怖的場面，很多棺材，山上有人在燒尸體，大家都說寨子里有很多靈異事件之類的，所以，到現在弟弟都怕鬼。

　　開心的事情也有，比如舅舅(李太山)第一次來寨子，我覺得很神奇，從那天起我就告訴自己，長大以后我也要扛攝像機，現在我考到了四川電影電視學院，算是得償所愿。還有一次非常好玩兒，我和弟弟幾個月沒有換過鞋子了，有一次偷跑進舅舅的小帳篷，舅舅進去的時候，被那股腳臭味熏得呦！

　　地震之后，開始我們還挺高興的，因為不用做作業(yè)了，過了一個月、兩個月，就感覺枯燥了。所以，當我聽說能去廣東異地復課時非常激動。離別的時候，媽媽哭了，我第一次看到媽媽哭得那么傷心。去廣東的過程中也不順利，因為我暈車。我記得上火車的時候，我明明坐在8號車廂，可第二天醒來卻跑到了10號車廂，到現在老師都還拿這件事情開玩笑。

　　到了廣州之后，第一感覺就是：“山去哪了，怎么全是高樓？”當聽說我們讀的是碧桂園的貴族學校的時候，我徹底驚呆了，簡直不敢相信。在復課期間，我們去了科技館，去了海邊，去了游樂園，如果不是因為地震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有機會去這些地方。

　　所以，回到汶川后，我告訴自己一定要走出去，多到外面的城市去看一看。現在我也考上大學了，跟我同齡的人有30多個，可出來讀書的屈指可數，大多數人都在村里結婚了，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感謝我的舅舅，九年之中，他像我的父親一樣，不管是在專業(yè)，在人生觀、價值觀方面，都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汶川的孩子》是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筆財富，我老了之后看這個片子絕對會哭，地震我都扛過來了，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難一定要扛下去。在題記里舅舅寫了一句詞，“我不知道未來將往何處去，但我知道我從那里來”，我一直都銘記著。文/本報記者 祖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