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張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選擇——放棄穩定的工作，陪兒子讀高三。

　　同一時期，楊金梅夫婦一狠心關掉了在北京開了十幾年的門窗店，跨越了大半個中國，陪高中的兒子回到江西老家。

　　王芳菲放棄了“30萬年薪”副總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沒摸過的鍋碗瓢盆，陪獨生女兒度過高三這一年。

　　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辭去小學教師一職，帶著3個孩子，從廣東一路北上。陪讀的她送一個孩子上了大學，眼下還剩下兩個孩子。

　　來自四面八方的她們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地——有約萬名學生的臨川一中。這個地處江西中部的中學，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學子考入清華北大，最多時占全省清華北大名額的三分之一，被稱為“神話中學”。

　　學校所處的上頓渡鎮也因此被激活。這座小鎮因為工業稀少而天空湛藍，目前在鎮上發展最快的產業是房地產。在臨川一中三個大門外，分布著一圈冠以“錦繡前程”“一品世家”“名人公寓”“學府世家”之名的小區，防盜窗上懸掛著“包吃包住”的條幅。每年開學那幾天，上百名房東在學校門口舉著牌子，就如在火車站接人一樣，尋覓租戶。

　　圍著“巨無霸”學校輻射開的，是牛奶店、果蔬攤、雜貨店、書店、快遞店、理發店、通信服務網點……所有的店鋪與學校的作息保持著同呼吸般的運作。

　　在全校萬名學生的身后，是數千個陪讀家庭。她們被稱為現代版“孟母三遷”。這些“陪讀家長”有著共同的口號——“一切為了孩子”。

　　“孩子是上戰場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長”

　　4月22日清晨6點，天空已經明亮，3個孩子的房間靜悄悄，張英的手機鬧鐘已經響了。她常常比鬧鐘醒得還要早，這是來陪讀的第一天“落下的毛病”，生怕錯過了孩子起床的時間。

　　9個月前，她辭了工作，從相距200多公里的縣城趕來，專門照顧升入高三的兒子小林和另外兩個同鄉孩子的飲食起居。

　　盛滿三大碗粥，剝好水煮雞蛋，睡眼惺忪的3個孩子才打開房門，一個接一個地去洗漱，吃早飯，離開家門。

　　張英家租住在臨川一中新校區北門附近，離學校只有一墻之隔，從四樓的陽臺上望出去，可以看見學校的食堂、體育館和宿舍樓，也可以看見學生從蛛絲密布的巷子、樓門走出來，像無數小溪流匯入大海一樣，匯入這所學校。

　　這是4月一個平常的早晨，但對張英而言，距高考又近了一天。盡管家里沒貼出高考倒計時，她總能準確地回答出距離高考的天數。在她看來，高考是一場“戰斗”，“孩子是上戰場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長”。

　　他們無需為洗衣服、做飯、洗碗這些瑣事操心，也沒細想要去哪座城市、讀哪所學校哪個專業，眼下他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學習。

　　在臨川一中，學習這件事，被嚴絲合縫地安排進了學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學校的作息時間表就像一把小尺，讓張英每一步行動都要卡在合適的時間，精確無誤，才能保證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轉。

　　此前從事文書工作的她，為此專門寫了一張“注意事項”的紙條，貼在廚房門口。在她偶爾需要回原單位辦事時，需要用這張單子提醒來代班的妹妹。

　　在這張列著時間的小紙上，每一步都必須與學校的時間表保持在10分鐘之內的差距。這意味著，中午12點放學后，12點10分必須做好“三菜一湯”放在飯桌上；下午5點15分放學后，必須在5點20分保證飯菜上桌。

　　因為到了飯點，除了少數學生在食堂吃飯外，幾千名學生會從教學樓涌出，向東南北三個門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緩慢，3個孩子要花近10分鐘才能回到一墻之隔的家。

　　看著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門外第一排樓房的張英才覺得，自己租這個房子是“很英明很實惠的”，雖然她有時會抱怨自己住的這片區域是農民的拆遷房，沒有形成小區化管理，20棟“握手”樓還經常停水。

　　與這片簡陋的居民區相對的，是學校南門外的新式小區，有小區大門、圍欄，樣式規整的高樓間有綠色草坪。盡管“好壞”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與學校的相對位置來決定的。比如校門正對面的小區，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對面的。離學校越近，房租價格越高，最貴的一年租金兩萬多元，在這座人均GDP約3萬元的小城里，房東“完全就是躺著賺錢”。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學生，在臨川還有一種賺錢的方式——開出租車。

　　“撫州沒什么流動人口，就是靠這幾個學校。” 出租車司機老張說。一到放學開學期間，火車站汽車站到處都是人，“出租車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幾十輛，一天頂3天。”

　　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圓向外擴散，越靠近學校，人口越密集，離得越遠，越荒涼。在一些小區的售樓處，都用紅色的大字打出“學府”“名校”的名號。

　　高二學生家長鄭楠告訴記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慮在臨川買房，當時兒子還在家鄉讀小學，家鄉宜黃與臨川同屬于撫州市。

　　她打算，等兒子讀完后，還可以把房子租給其他陪讀家長。但丈夫沒有同意，這個計劃擱淺了。兩年后，兒子順利入學臨川一中，“本來一套房子30多萬元，兩年的時間就多了10萬元”。

　　“我們那個縣，鄉下的人來縣城陪讀，為了孩子把田都荒廢了，到縣里面來買房子。縣里面的人就到市里買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個地方都一樣。”鄭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