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看臺

　　本報記者 李 艷

　　錢鐘書先生的《圍城》里，主人公方鴻漸四年倒換了好幾所大學，在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了幾門課，最后不得已從一個在美國的愛爾蘭人那里買了一張“克萊登大學”的假博士文憑。從此，克萊登大學成了假洋文憑和國外“野雞”大學的代名詞。

　　而最近的一則新聞卻讓我們知道，原來假洋文憑早已經與時俱進，你甚至不用出國，只要花錢，就能直接在國內拿到國外大學的畢業證，最重要的是，這個畢業證不僅跟真的長得一樣，而且還能通過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的官方認證。

　　說起來花錢買文憑這事已經傳了很多年，但人們都認為是黑中介坑蒙拐騙的手段而已，不曾想真能與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里應外合，來個“真認證”。要知道這一認證程序是專門針對學歷真假難辨的問題而設立，留學生們回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認證學歷，因為這是所有用人單位聘用人才的主要依據。

　　如此說來，文憑的“真假”還真說不清楚了，雖說是假文憑但卻是真認證。

　　元培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洪文在接受科技日報采訪時表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巨大的市場需求。這個需求群體，有出國留學但沒有獲取學位、學歷證書的留學生，也包含沒有出國留學經歷，但希望獲取留學文憑而為自己“鍍金”的人。

　　巨大的消費需求直接催生了這個扭曲的市場。洪文說，由于目前留學目的國中有部分沒有跟我國簽署互認通道，因此無法實現學生信息資源的共享，需要認證中心以人工方式與對方學校取得聯系，從而驗證學生留學信息的真偽，而恰恰是在這個環節，給了某些不法分子可趁之機。留學學歷學位認證上的大漏洞，讓人們看到了監管制度的缺失。

　　他告訴科技日報記者，中介公司是無法獨立完成認證任務，因為繞不開認證中心這一環節。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認證中心內部有“內鬼”，雙方存在著隱秘而龐大的利益鏈。換句話說，中介公司和認證中心內部人員充分利用制度的漏洞，完美地復制了留學認證的整個流程。

　　從《圍城》描述的弄個假洋文憑到高校混職位的1930年代到現在，這么多年過去，假文憑還是這么“吃香”，甚至“套路”越來越深，這背后的原因引人深思。洪文認為，這種風氣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國內對留學仍然存在著某種盲目的迷信和夸大，許多招聘單位對留學經歷的要求和推崇更是促使很多人把留學文憑看出了證明自身價值的重要佐證材料。

　　中科院一位青年研究員告訴科技日報記者，他畢業后就到中科院工作，迄今已是十幾年，他的后輩們基本上都是海歸，而且都是頂著青年千人計劃等頭銜回來的，給的各方面待遇都很好。

　　“確實在一些領域，不是海歸沒法混。這一切會讓那些沒有能力或條件獲取洋文憑的人鋌而走險，尋找可以偽造欺騙的途徑，并愿意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洪文說。市面上，一張這樣的假文憑要賣到15萬人民幣甚至更高，這項業務不是某一家中介在做，也不是剛出現的新事物，背后是巨額的利益鏈條。

　　要改變現狀首先就是切斷利益鏈——相關部門需要加強監管工作，完善認證工作流程和審核制度，盡可能消除利益交換的渠道和空間。洪文建議從兩端著手，一方面要對學歷造假者采取嚴懲措施，將其列入誠信黑名單，對其學習、工作和創業進行針對性的限制。另一方面，留學認證中心、中介公司中涉嫌學歷造假的相關人員，必須依法追究。

　　在他看來，這都算是治標的行為，如果要治本，解決之道是要在全社會進行價值觀的有效引導，積極發揮輿論的導向和監督作用，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和法律觀，從而消除留學造假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