剎住紅包歪風還需標本兼治

　　中央嚴令之下，仍有人頂風而為，發人深思。專家指出，需有更具針對性的制度設置和追究機制，來進一步提升對官員收送紅包行為的約束力與震懾力。

　　去年3月起，江西“紅包”問題進入常態化治理。江西省紀委強調，對于違反規定接受紅包且不主動上交的黨員干部，一經查實，不論數額多少，有職務的，按照組織程序一律先免職，再依據有關黨紀政紀規定給予相應的處分；沒有職務的，依據有關黨紀政紀規定給予相應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多地也開展類似的治理。山西省財政廳今年設立省本級“禮金紅包上交專戶”和“貴重物品上交專庫”，并向社會公布。“專戶賬號”和“專庫代號”均為35581，取諧音“送我我不要”之意。杭州市紀委明確收受微信紅包也屬變相受賄，將視事實的性質和情節，追究相應的黨政紀責任。廣東省去年對紅包問題開展專項治理后，各級廉政賬戶共收繳紅包禮金6500多萬元。

　　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廖曉明指出，紅包專項治理工作很有必要，目前對干部的免職等處理還停留在“治標”的階段，治理工作必須向“治本”推進。

　　顏三忠認為，當務之急，在通過打擊形成高壓態勢的同時，還應強化權力約束機制，完善監督控權，壓縮尋租空間。

　　廖曉明表示，要形成“受賄行賄可恥”的社會文化氛圍，對違規收受“紅包”的領導干部一查到底，把懲處曬在陽光下，讓權力真正得到更規范而嚴厲的監督。(記者胡錦武 袁慧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