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戰役的勝利來之不易！紅軍的戰略機遇來得殊為難得！它必須也只能成為下一個勝利的出發地，而萬不可成為一支隊伍走向傾覆的絕響，一群熱血戰士集體光榮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為己任的隊伍，此時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紅軍，必須盡快地自我完善和發展，尤其是在軍事思想、全局觀念和戰役決策等極其重大的問題上，必須擁有比這盞馬燈還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須以真理的目光作出歷史性的選擇！

　　（三）

　　歷史，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選擇，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艱難的選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選擇了毛澤東。史學家說，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種觀點，于今已成共識。

　　但是，當我們走進茍壩會議的深處，就會漸漸發現，這種說法必須基于一個辯證、務實的理念：茍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也是遵義會議的收官之作。換言之，遵義會議的精神，在茍壩得到了落實；遵義會議的主張，在茍壩得到了貫徹；遵義會議的選擇，在茍壩得到了更加具體的確認。

　　這是歷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尋味的連環選擇題。

　　對于宏大的歷史來說，遵義會議無可置疑地成為了黨和紅軍的偉大轉折。通過這次會議，產生了新的黨中央負責人；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取消了黨中央領導軍事的最高核心軍事“三人組”。但對于毛澤東本人來說，只是通過遵義會議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沒有明確領導工作。何況，他“出山”10多天后的1月27日提出的土城青杠坡阻擊戰也沒打好，以至于本來對他進入中央政治局就想不通的博古等人，更是頗有微詞。

　　歷史還在選擇。在2月5日的扎西會議上，常委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站在了軍事指揮的前沿。但是，怎么實施軍事上的“幫助”，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歷史繼續選擇。3月4日，在鴨溪根據敵情和紅軍的現狀，中革軍委決定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幾天之后的3月10日，他在茍壩會議上又被免去這一職務。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亦猶未悔”。被免了職務的毛澤東，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長征中身心困頓的毛澤東，那夜無法安睡。他提著馬燈來了！

　　我們無法透過歷史的暗夜去猜度一個人的思緒。走在這條鄉間小路上，毛澤東的心情是怎樣的呢，復雜？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許，兼而有之。

　　總之，這天晚上，這條路承載了他所有的心情。很難說這條路的那一端是喜是憂，更遑論這段路同后來的勝利與光榮有著什么必然的聯系。

　　但有時候，歷史就需要有那幾個應有的、必不可少的腳印；有時候，在抵達真理的過程中，必須踏平坎坷，方見風景；有時候，必須走過最漫長、最恍惚的道路，才能擁抱勝利的晨曦。

　　（四）

　　歷史湮沒了很多細節。在80年春秋更替中，我們早已無從得知那天晚上毛澤東同周恩來分析戰況時的神色和情景，只能從后來成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口中，約略地親近那個獨特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提著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把大家說服了。”

　　時而亂云飛渡，時而大浪淘沙；時而水落石出，時而吹糠見米。歷史如此無情，又如此多情。

　　次日，茍壩會議繼續進行。會上，周恩來、朱德同紅軍將士們擺情況、講形勢，力陳利弊，張聞天等領導人也從善如流。如此一來，前一天通過的關于進攻打鼓新場之敵的作戰計劃，徹底翻了盤。接著，會議又恢復了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因勢利導，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戰機稍縱即逝、瞬息萬變的局勢，指出決策指揮上的弊端。

　　戰局果如毛澤東分析的那樣。就在中革軍委發出《關于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同時，國民黨之滇軍孫渡所部已經從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場進發，川軍郭勛祺部、周渾元部、吳奇偉部正虎視眈眈，敵人以八師之眾的兵力正伺機對紅軍形成合圍。

　　而此時，由于作戰計劃的臨時改變，紅軍以靜制動，躲過了堪可滅頂的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