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工商時報》3日發表社論說，臺灣上一代的既得利益擁有者，也就是3、4、5年級（上世紀30、40、50年代生人）還在政壇、商界、學術界等各領域擁有鞏固地位的這一輩人，要向60后的世代說：“抱歉，讓你們辛苦了！”因為政權、金權仍在上一世代手中，而60后世代很難沿襲上一代白手起家模式擠上金字塔的上端，因為他們要先與自己同儕做一番慘烈的競爭，等到探出頭時發現上頭竟然還沒有容身之處。

　　60后世代從呱呱落地開始，就享有上一世代所沒有的充裕物質，原本被視為天之驕子，因為他們在物質方面的豐裕，確實是上一世代所難想象的。然而，這一切的幸福到大學畢業之后，就全然走樣了；工作難找，薪資不高，拿到的22K薪水，若不當“媽寶”還很難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以2002年的臺灣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來看，五分位所得的最低層，其平均年消費金額是30.2萬元（新臺幣，下同），亦即至少要有月薪25K，才能脫離當時最低所得階層的一員。因此，以現在的22K換算為當年幣值，與當時的25K比較，絕不是只差3000元而已，換言之，現在的大學畢業生拿到22K薪水，在90年代應屬赤貧，這已經不是“學用落差”四個字可以簡單涵蓋。

　　當上一世代還在回顧從前拿著一只皮箱跑遍全球的光榮歷史時，在這些成功者眼中，這一世代的大學畢業生，都只是外表光鮮，實際不堪一擊的“草莓族”。上一世代成功者甚至認為草莓族們是因為自小養尊處優，以致缺乏斗志，從而不愿屈就較為辛苦的工作，更遑論是白手起家或黑手創業了。然而，上一世代的前輩們，忘了當時的大學畢業生，平均每人有3到4個工作機會，而現在卻是只要月薪超過30K的工作，就常有數百名大學畢業生競逐。

　　何以王子與公主會變成落難王孫呢？從下列數字可以看出最主要的原因：1976年時臺灣大學畢業生人數只有64,057人，到了2012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高達309,333人，是1976年的4.83倍。但這些年間，臺灣產業外移，工作機會相對減少，在供給增加且需求減少的勞動市場中，大學畢業生只拿到22K薪資當然不足為奇。值得注意的是兩個世代的人對這個現象的看法南轅北轍，上個世代的成功者忘了當時臺灣大學生是“稀有財”，有些偏鄉能出一個知名學府的大學生，就成了鄉長的“政績”，或稱“地靈人杰”；現在則是已經多到路上不小心撞倒的都是大學生。說起來，這一世代的大學生除了自嘆生不逢辰，更要怪罪上個世代臺灣教育政策的錯誤。

　　臺灣教育政策的嚴重錯誤，明確顯示在碩、博士生的人數增長。以2002年為分水嶺，當時碩、博士畢業生的人數還不到1萬人，到了2012年則高達6.4萬人，形成“博士滿街走，碩士多如狗”的現象。更可笑的是，每年國際競爭力評比公布之后，臺當局“教育部”幾乎都因臺灣接受高等教育人數占全部人口比例名列前茅而沾沾自喜，動輒發布新聞稿，強調臺當局教育政策正確，對臺灣整體競爭力的排名貢獻良多。

　　社評說，競爭力若只看量的表現，臺當局“教育部”的“貢獻”真的非同小可；然而，若臺當局施政太在意排名的高低，就會產生考14分即可進大學的浮濫現象，從而造成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惡果，而以“延期畢業”躲失業的隱藏性失業更在所多有。這樣的教育成效，從人力資源角度來看，應該是“短多常空、虛盈實虧”。

　　對于島內碩、博士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問題，臺當局向來以“鋸箭法”處理，即借著各種項目計劃短期雇用碩、博士畢業生，其中碩士畢業生每月約36K，博士畢業生則達56K左右。如此固然解決了部分研究所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但這些計劃都是短期性的，只是借暫時安置來淡化“高學歷高失業”問題，并未真正讓研究所畢業生能有長期穩定的工作。更嚴重的是，這些短期計劃的工作性質與內涵，并不能讓碩、博士生真正學以致用，其中有相當高的比重屬于行政事務，與研究所畢業生所受的專業訓練并不一致。這又是另一種以量取勝、浮夸矯飾的巧門，淪于劍走偏鋒、資源浪費的另一個罩門。

　　因此，3、4、5年級的臺灣政壇大老與工商巨擘們，請用另一個角度來看60后的年輕學子們。如果說他們的平均素質不夠，應該檢討的是上一世代制訂并實施的教育政策出了什么毛��？在感慨下一世代的競爭力不足的同時，應該想到在大學及研究所的規劃上，這些年輕人是錯誤政策的犧牲者。太陽花學運其實傳遞了年輕世代對上一世代不滿的部分信息。

　　我們先把臺灣社會競爭力衰退的根本原因提出，一方面是發掘問題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提醒制造問題的上個世代要反省和退讓；但在同時，競爭力衰退的受害世代，并不因此就可以予取予求。先看到問題，再提出議題，然后尋求共識，一起處理解決，這才是有效化解社會爭議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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